>> 从霍布斯到马克思：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
65体育在线备用网址: 从霍布斯到马克思：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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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民社会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理论传统，从古希腊至中世纪，市民社会被视为城邦国家或共同体的同义语，其含义在与自然社会或原始社会的对比中得以界定，“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规定，市民社会本身暗含着两种含义，从广义上说，市民社会代表着生产和交往之上的一切社会组织，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必要社会部分；从狭义上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当经历了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本主义发展后，一种现代的市民社会概念才渐渐产生。因此，无论是“发现国家”还是“发现社会”，其所植根的社会位阶都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和“市民社会”。从霍布斯到马克思，无论是经验和现实层面的市民社会发展，还是理论层面对市民社会的建构，都成为这一时期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一、“发现国家”
在17世纪的欧洲，由于社会内部并未自行发展出完备的市民社会运行原则和市场主体，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视域中，市民社会没有完全获得自身存在的独立意义，其含义仍与“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混同。这里的“发现国家”既指个人组成的社会为了走出自然状态，通过理性的能力构建维护秩序的共同体的客观历史进程，也指一大批政治哲学家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发掘了现代国家得以构建的关键思想资源。
首先，市民社会和国家是由自然状态发展而来又彼此对立的现代文明产物。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的主张虽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遵循着人类社会是由自然状态发展至社会状态的基本共识，即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自然社会先于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政治社会而存在。可以说，指明何为自然状态成为近代政治哲学家阐述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自觉前提。
通过假设出人类社会所存在过的状态，即自然状态，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赋予了政治国家的历史由来和现实必然，同样“确立了社会的前于或外于国家的身份或生命”。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来就面对着如同动物界般弱肉强食的世界，每个人拥有的只是自我保存的需求和本能，是孤立无援、自我为营的。这导致个人必将处于一种“战斗”的状态中，即由于“人所共知的战斗意图”，人们势必持续处在濒临死亡的恐惧之中。这归根结底是因为自然状态中缺少“人人敬畏”的公认权威。与霍布斯截然不同的是，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更加具有文明社会的特征。在洛克的描述中，自然状态下个人的行为受到了自然法的约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权利，即对自己的财物拥有占有的权利；其二是当他人侵犯自身财物时，每个人都拥有向其索取赔偿的权利。当然，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社会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如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强力的裁判者。卢梭则积极地肯定了自然状态，描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文明社会的不平等的过程，当然，他的这种回望不是倒退，而是对如何完成对现代社会重建任务的积极思考。
其次，个人理性和意志赋予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发现国家”凸显的是国家或政府等政治机构的服务性和公共性。政治权力的成立必须符合和维护民众和社会的利益。从本质上看，政治权力的建立离不开个人的道德感和理性能力参与。霍布斯认为，正是理性教导人们走出战争的泥潭和自然状态，转而建立安全国家。同样，对法律的遵守看似是一种约束，实则是人们主动发挥理性、经过审视判断作出的抉择。洛克认为，人们之所以主动交出自身的部分权利，是出于摆脱持续的不安和焦虑的考虑，故而政府的成立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由权利和私有财产。从程序上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民众的共同意愿，即社会契约的建立。霍布斯虽提出了作为最高权力的“主权者”，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而是人民共同指派的代表，权力来源于人民。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政治社会的稳定不再取决于个人的理性和活动，而只能通过普遍的公意来保证。公意不仅来源于全体，而且也必须运用于全体。从结果上看，政治权力的设立终究要维护和增加人民的福利。霍布斯设想的拥有高度集中权力的“利维坦”国家是要保证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确保个人的自我保存和自由；洛克所要确立的政府，是为保证个人财产权而成立的，政府的权力被局限于公共福利需要的范围内。
最后，对现代国家的重建，客观上适应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加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霍布斯阐述了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转变，树立起理性的原则，加深了对于自然和自由的理解，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整体的祛魅进程，打破了君权神授的思想统治，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精神注入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心剂。洛克作为第一个将正义与财产权联系起来的哲学家，无论是为财产权附以神的意志，还是充分肯定个人的财产权利，都高扬了劳动创造和占有财富的资本主义原则，为传统政治的构建增添了世俗和经济的成分。
这一时期对国家的构建是出于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平衡和秩序、维护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发展繁荣、对抗封建专制和贵族以及神权。因此，构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和阐释国家的来源及正当性就具有了必要性。而对于自由主义学者来说，国家毕竟是服务于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因而它必须保证恰如其分的存在。反映在这一时期思想家的理论中，“他们尽管力图证明政治国家为必要，但同时仍力图释证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为正当”。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发现国家”构成了一体两面，是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体现。
总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这一时期还没有真正成为时代的核心问题。政治哲学的阐释范围被囊括在“人—国家/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和“自然状态—文明状态”的历时性结构中。表面来看，是自然状态中的个人积极运用自由和理性，通过“签订”社会契约进入到政治和文明状态，国家是后天生成的，是为了解决社会之中的内在矛盾而设立的人造物。实际上，无论自然状态真实与否，整个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突然“一跃”，国家和政府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人间“和事佬”，政治属性仍牢牢地印刻在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交往、分工、劳动等一切称之为“现代文明”的因素还没有发展成熟。对于市民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政治哲学家只能纷纷找寻各种外在于市民社会的力量和方式，正是如此，社会本身的奥秘被隐藏起来，社会的力量也被很大程度地低估。
二、“发现社会”
17世纪以来的英格兰不仅凭借工业革命和海外贸易实现了经济繁荣，其社会政治体制在“光荣革命”之后也逐渐完善、稳定。在与英格兰合并后，苏格兰逐渐走向了快速发展的道路，面对着现实的巨大嬗变，苏格兰的一批政治哲学家开始思考构建一种符合市民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理论。无论是注重对市民社会实际利益的研究、意图构建维护市民社会秩序的正义论，还是反思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道德理论，都是将市民社会这一领域看成是人类全部实践的发生地，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全过程纳入到社会领域进行考察，在社会中发现社会、改造社会，进而圈定了政治和国家何以只是不得不为的领域，而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
第一，“发现社会”指的是植根于人为社会形塑结论之上形成的“人的科学”。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社会的发现，依然遵循着个人主义的逻辑，但更加强化了人的合群性和社会性。人之所以具有天然的合群性和社会属性，与人的直觉或道德感密不可分。
沙夫茨伯里认为人们对于外界的善恶分别根源于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性情，因而任何行为动机都关乎情感，而非全然理性使然。他还主张根据情感的强弱来区分善恶，提出要恰如其分地调节自然情感与合群情感的关系，在社会领域处理好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从而实现“天然和谐”。哈奇森批驳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利己主义，认为我们对任意道德知识的接受是以自身的苦乐算计为前提的，这种算计严格遵循了经验论的传统，既不诉诸于严密的理性对比，又不借由神明和宗教的启示和意志，甚至独立于个人意志，而仅仅是一种直观感知。哈奇森还将公共善置于人们的道德考量之中，这本身就是将个人纳入广阔的社会领域。
在早期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重视和强调人类生活中道德感优先性的基础上，休谟总结并提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一方面，人